诗词的时候，目光停了许久。他读完，把信纸小心折好，双手奉还。“谢道蕴之才，果然名不虚传。”崔钰的声音里带着由衷的欣赏，“这阕小令的气韵，已有建安风骨。”

“她说要来邺城共商大计。”陆悬鱼把信纸重新装回信封里，手指在信封上轻轻摩挲。

“老板打算如何回复？”崔钰问。

陆悬鱼没有立刻回答。他抬起头，望向来路的方向。官道笔直地向南延伸，消失在地平线上的一片春光里。他知道在那条路的尽头，谢道蕴的车驾正从洛阳向邺城驶来。这位被礼法困了二十二年的才女，终于要破笼而出了。她不是那种一时冲动的人——谢道蕴这个人，陆悬鱼在洛阳接触了那些日子，深知她心思缜密，言必有据。她说要来共商大计，那就一定是想清楚了才来的。而且她信里说“王家约束稍松”之后便立刻动身，这份果断，不是寻常闺阁女子能有的。

谢道蕴在信里用了一个词——“士风渐变”。这四个字看似轻描淡写，但陆悬鱼知道，背后是一整个洛阳名士圈子在阮籍悔改之后发生的微妙变化。阮籍在洛阳清谈界的地位，可以用“泰山北斗”四个字来形容。他虽然不是朝廷命官，也不开馆授徒，但整个洛阳——乃至整个东晋——的名士都以能与阮籍同席清谈为荣。他说一句“老庄自然”，无数人跟着点头；他弹一曲《酒狂》，满座皆叹。这样一个人在洛阳城外的荒山上饮尽最后一杯酒，散去财神之力，从此隐居著书不问世事，这件事在洛阳士林里引起的震动，比陆悬鱼预想的要大得多。

阮籍隐居之后，洛阳的清谈风气发生了两个明显的变化。第一个变化是清谈的内容开始从虚无缥缈的玄学转向了一些实际的议题——比如江南的流民安置、比如阀门的土地兼并、比如南北商贸的疏通。虽然谈论这些话题的名士还不算多，但比起从前满口的“有无之辩”“言意之辨”，已经是一个巨大的转变。第二个变化是，有几位向来追随阮籍的年轻名士开始走出书斋，去乡间走访，去流民营探视，甚至有两个人跟着谢道蕴一起去了洛阳郊外的义仓帮忙清点粮食。这些事在从前是不可想象的——一个清谈名士若是去了流民营，回来是要被同侪耻笑“染了俗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