靠的也是牧野之战大胜商军，以及周公姬旦一年救乱，二年伐殷而毕定，诸侯始咸服宗周。

另一套则是为了防止后世有样学样，待后人衰落时也这么玩弄宗周，而搞出的天命德行论和宗法制，这两套相辅相成，天命德行论的简义是德行有常，看情况变换，可以灵活解释当代掌权者的身份，适配彼时得势的宗周，而宗法制则是确保了尊卑长幼有序，保护大宗不被小宗夺嫡。

可实际运用起来，就时不时有些冲突，如果是庶子运气较好，有了德行，那大家就会自然而然地漠视宗法制，至少在当时的情况下不会反对，等到庶支势衰，再考虑夺回嫡位。

因为弱肉强食是现实中的底层逻辑，天命德行是事后为当权者找补，找补多了，也就给世人留下两种轨道，当国家强盛时，便听信强者宣布的“天命德行”，而衰弱时，强者已不强，新的强者就有了天命，若挑战成功，就又是下一次的“有德之人”。

所以站在这个理论上去理解中国政治，那就可以发现，历朝历代的大一统王朝都是那个时代最能战、最骁勇的军团，先不说表现力如何，也是一群矮个子里拔将军，总是当时最高的，而卫道士们就将之解释为德行；

但皇朝的继承人亦不能保证自己一直强大，甚至开国君王也不能保证自己的儿子不是个弱智，后代们的才能也往往不能和在底层和庶务间历练上来的猛人相比；

还是那句话，正因为家世优渥，所以缺少历练，底层的贫寒和苦痛虽然会杀死很多人，但也像集合血力一样，把多余的勇气和经验施加到一人身上，使他成为蛊王。

齐国两千万人口，若百姓有一千九百万，那最后层层炼出的一千九百名万人敌，也比国家上层的一千九百名皇族子孙、高门子弟要聪明睿智，只是上层占据了绝大部分资源，压制着这些人，不然真要公平竞争，德行就得轮换到这一千九百名万人敌上了。

所以后世皇帝们除了少数确有才能和勇气之人，多数会用体制的力量控制这些臣下，将他们的功勋占为己有，并美其名曰“没有国家你什么都不是”。

有逼数的往往不会自己上阵，因为知道不如前线的将领，隋炀帝就是没有参透这个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