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绣着一个小小的“L”。她把它拿起来戴上，大小刚好。原来从一开始，这顶帽子就是为她做的。

那天下午她把那袋摩拉交给了“斯佩兰扎”餐厅的老板娘，说这是未来两年的伙食费。老板娘是个胖乎乎的老妇人，年轻时是渔船上的厨娘，见惯了海上的风浪和陆上的离散。她什么也没问，只是当天晚餐给莉奈娅多盛了一勺奶油炖菜。

海螺帮的孩子们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他们只看到鸟语大师从那天起住进了阁楼，再也没提过要搬走的事。她依然给他们讲故事、烤鳟鱼派、辨认海滩上冲上来的奇怪贝壳。只有铁砧在某天夜里看见她一个人坐在码头边，抱着膝盖，头顶的帽子被风吹歪了也没有扶正。他走过去在她旁边坐下，把自己断了一截的那只角摘下来放在两人中间。“这个给你，”他说，“我这只角断了以后一直留着，也不知道有什么用。你拿去当镇纸也好。”

她笑了。她记得自己笑的时候眼眶是热的，海风把眼泪吹干在脸颊上，留下一层细细的盐粒。她把那只角拿过来握在手心里，断角的截面粗糙又光滑，像某种被时间打磨过的东西。

二十二岁，她加入了冒险家协会挪德卡莱分会。出发的那天早晨那夏镇下着小雨，海螺帮的孩子们站在餐厅门口送她，最小的那个——已经长到她腰那么高了——拽着她的衣角不撒手。她蹲下来把那顶帽子摘下来扣在女孩头上：“替我保管。”小女孩哭得抽抽搭搭，帽檐上落满了雨水。铁砧站在最后面没说话，只是把那只被她当成镇纸用了两年的断角又塞回她手里。“带着吧，”他说，“路上镇纸。”

她带着那只角走了。作为博物学家，她的工作是记录提瓦特大陆上尚未被编入典籍的生物和生态现象。她的第一站是龙脊雪山。雪线的边缘地带生长着一种极耐寒的苔藓，在零度以下依然能分泌出一种发荧光的黏液。她趴在冰面上观察了整整三天，记录下苔藓在昼夜交替时荧光强度的变化曲线，手指冻得通红，在笔记本上写字时笔尖哆嗦着画出歪歪扭扭的线条。可那些线条让她高兴。那些线条是活着的、正在发生的东西，不像她脑海深处的那些画面——那些已经写定了的、冰冷得无法篡改的将来。